疼痛，是人类最古老的医学难题之一。17世纪，欧洲医生已开始为患者开具鸦片以缓解疼痛；19世纪，乙醚与氯仿相继进入手术室，开创了麻醉医学新纪元——当时也有医生对"在患者无意识状态下实施手术"提出伦理质疑，另有人担忧镇痛可能阻碍康复进程（见发表于《加拿大医学协会杂志》并收录于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医学文献数据库的相关论文）。进入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吗啡与海洛因作为镇痛药被广泛使用，医学界随即陷入新一轮两难困境：如何在改善患者生活质量与防范成瘾风险之间寻求平衡。
如今，止痛药早已从天然植物提取物演变为一个体量庞大的全球产业，在帮助数以亿计的急慢性疼痛患者改善生活质量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全球止痛药市场：十年内规模有望近乎翻番
据市场研究机构普雷西登斯研究（Precedence Research）的数据，2024年全球止痛药市场规模达437.6亿美元，预计到2034年将增至约798.6亿美元，2025至2034年间的复合年均增长率为6.20%。这一增速背后，是全球人口老龄化加剧、慢性病患病率上升，以及新兴市场医疗可及性持续提升等多重驱动力的叠加。
在品类结构上，止痛药大致可分为非阿片类与阿片类两大阵营。谷歌趋势（Google Trends）对2004年至2023年间全球搜索数据的统计显示，在所有止痛药相关搜索中，扑热息痛（Paracetamol，即对乙酰氨基酚）高居搜索量是阿司匹林的2倍，是布洛芬（Ibuprofen）的约1.19倍。按搜索热度排列，依次为：扑热息痛（2.00倍）、布洛芬（1.68倍）、阿司匹林（1.00倍）、双氯芬酸（0.86倍）、曲马多（0.74倍）。上述数据来源于发表于德古意特·布里尔（De Gruyter Brill）学术平台的相关研究。
地域差异同样显著：在拉丁美洲，非阿片类止痛药的搜索热度明显更高；而在北欧及英语国家，阿片类止痛药则获得了相对更多的关注。这折射出不同地区在用药文化、监管政策以及疼痛管理路径上的深层差异。
扑热息痛：从"被遗忘的化合物"到全球最普及止痛药
扑热息痛的历史可追溯至19世纪70年代，其合成最早归功于美国化学家哈蒙·诺思罗普·莫尔斯（Harmon Northrop Morse）。这一化合物在此后数十年间几乎销声匿迹——彼时，乙酰苯胺与非那西丁等退热药更为流行，扑热息痛长期处于"被边缘化"的境地。
直到20世纪40年代末，科学家在系统研究中发现，乙酰苯胺与非那西丁在人体内均会代谢生成扑热息痛，而正是这一中间产物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两者的镇痛与退热作用。这一发现使扑热息痛重新进入医学视野，并迅速确立了其临床地位。
根据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的用药指南，扑热息痛通常用于缓解轻至中度疼痛，涵盖头痛、牙痛、肌肉酸痛，以及感冒、流感伴随的发热症状。由于在推荐剂量下安全性良好、严重副作用罕见，扑热息痛往往作为疼痛管理的一线用药。该药在许多国家无需处方即可购买，并以"百服宁（Panadol）"等多种商品名及众多仿制药形式广泛销售，进一步奠定了其全球普及的基础。
英国NHS年度处方支出超7000万英镑，过量使用风险不容小觑
以英国为例，NHS在2021年的扑热息痛处方支出约为7370万英镑，处方量超过1600万张；而在2016至2017年度，该数字同样超过7000万英镑，处方品种逾2100万件。这一体量充分说明扑热息痛在公共医疗体系中的核心地位。
广泛普及的背后潜藏着不可忽视的安全隐患。NHS指南明确规定，成人单次可服用500毫克片剂1至2片，两次服药间隔不得少于4小时，24小时内不得超过8片（即4克）；1克规格片剂则每日不超过4片。一旦超出安全剂量，扑热息痛可能导致严重肝损伤，部分病例甚至发展为急性肝衰竭。
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的扑热息痛过量是美国急性肝衰竭的重要原因之一，每年约造成5.6万次急诊就诊、2600例住院及500例死亡。值得警惕的是，约半数中毒案例属于无意识过量——往往源于对用药说明的误解，或服用多种含有扑热息痛成分的复方药物（如感冒药、复方止痛药等）。
过量服用扑热息痛导致的肝损伤风险，因饮酒史、年龄、营养状况及合并用药等因素而存在显著个体差异。肾脏损伤也可能在部分中毒案例中出现，但整体而言，肝毒性仍是最主要、最严重的并发症。若能及早诊断并启动治疗，过量中毒的危险性可大幅降低。
扑热息痛的全球普及之路，为医药行业带来多重启示：高安全阈值与广泛可及性固然是产品放量的关键，但如何通过清晰的用药标签、公众安全教育及复方药品成分透明化，有效降低无意识过量风险，已成为监管机构与制药企业共同面临的课题。随着中国非处方药市场持续扩容，如何在提升用药便利性的强化安全管理机制，同样是行业需要认真审视的长期命题。